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透過說故事給予閱聽者一股實踐的力量(作者:葉仁昌) 2024-08-21
葉仁昌 國立台北大學思想史退休教授
在二○一三年的時候，我就曾為韻琳的《35釐米的縮影人生與信仰》寫過一篇推薦序。那是她的第一本從電影取材來為成人說故事的著作。當時我就已經頗有驚艷之感！她竟然能從浩瀚的電影世界中，挑選並淬鍊出那麼多篇與信仰有關的深度故事；而且範圍廣及聖與俗、律法與恩典、愛與饒恕、正義倫理、苦難與死亡、神蹟與基督。此一突破之舉、開創之規模，誠屬難得可貴。至少我在華人的教會圈子裡，沒發現有其他人如此既深又廣地來整合信仰與電影。
二○一六年，韻琳再接再厲，出版了從電影取材來為成人說故事的第二本力作：《破碎、療癒與希望：22個國際名導演的得獎電影》。這本書所探討的內容，不像之前的那麼聚焦於信仰，但依舊是既深又廣地觸及人生的許多核心課題，包括生命故事與人生美學、關係的破碎與和解、老年的憂傷與希望，以及死別的傷痛與療癒。韻琳的此一力作再度令我驚艷！一來是她對於電影的挑選，眼光確實已經能與國際獎項同步。二來，無論是對電影的解讀或說故事的能力，她都更加地精準、越發地洗鍊。
如今，二○二四年，韻琳竟又持續不懈地端出了厚厚的第三本：《電影中的心靈美學：關於文學、藝術、音樂與戲劇的電影故事書》。比較不一樣的地方是，它涵蓋了更多樣的藝術類別，除了電影，還擴及文學、藝術、戲劇、攝影和音樂等不同的形式。至於內容，韻琳提出了二十九個與藝術有關的課題，並以此為寫作框架。它們又被區分為四大方向：自我覺察、洞見人生；發現時代、尋找原鄉；觸碰傷痕、昇華困境；以及善惡戰場、渴望救贖。但這些框架和方向，毋寧只是全書的表面結構，它們真正指涉的，是經由藝術來尋找自我、探索原鄉，並浮現傷痛、經歷療癒和救贖的一整個美學之旅。
縱觀前後這三本大作，韻琳一次次從不同的電影碰觸不同的主題，也一次次呈現出不同的探索、開創和突破。而從電影的篩選、資料的蒐集到故事的鋪陳，這絕對是極其繁瑣又艱鉅的工程。其中的耗神和費時費力，韻琳就曾經形容，自己「彷彿置身叢林中」，一棵一棵地在「尋找那些最富歲月刻痕的大樹」。我猜想，這中間最辛苦和困難的，恐怕不只是必須千挑百選，還在於如何去理解和詮釋那些大樹之所以「最富歲月刻痕」的意義。
很顯然地，從事這一切所需要的，不僅是時間、精神和體力，更是獨到的眼光、精準的解讀和鋪陳故事的優異能力。當然，還要有對呼召和使命感的堅定執著。韻琳如此長期地投入和耕耘，讓我萬分佩服，其成果也一次次令我驚艷。我實在想不出來，在華人世界中對電影內容的解讀和闡述，還有誰曾締造出如此豐碩的突破性成果？
而最讓我印象深刻、眼睛為之一亮的是，韻琳在寫作時所採取的獨特視角。她明白拒絕了讓自己作一個電影的評論者，而是選擇成為一個說故事的（storyteller）。這又是一次可貴的突破和開創，也凸顯了她此一系列作品與眾不同的特色。事實上，從寫小說開始，韻琳就是一個說故事的人；而每一部電影也幾乎少有例外地就是在說一個故事。因此，選擇作一個說故事的人，無疑是韻琳最擅長也最適合的視角。
倘若她選擇作一個影評人，就必須客觀和超然，並因此將自己從電影的情節和角色中抽離出來，理性而情感中立地思考。但作為一個說故事的人，她卻必須移情和融入故事的情節和角色，想像和體會在其中的真實感受以及該如何因應。用韻琳自己的話來說，就是「把自己丟進故事的情境中，成為某個主角、配角。或者化身成為路人甲，參與著一個故事的起承轉合，再丟出一些反思的問題給自己。」
從這幾句話，我不得不再次佩服韻琳，因為這正是「存在現象學」所一再主張的視角。對於理解和詮釋，評論者總是將自己當作一個觀察者或思考者，因而往往只是自得其樂地，悠遊於概念世界（concept world）之中來思辯和論證（what I think）。但說故事的人呢？卻選擇進入實存的生活世界（life world），去扮演一個以真實經歷和體驗（what I live through）投入其中的演員或行動者。
我身為一個學術圈人，幾十年來的選擇，都是在追求作一個客觀超然的評論者。但我卻深知，說故事的那種真實又鮮活的力量。因為它是在詮釋者與被詮釋者之間一種「we-relation」的產物；故事中的每一個角色，對詮釋者而言都不是疏離的「他者」。這樣的詮釋方式，因此可以更觸摸到故事中人物在心靈深處的堅持和掙扎，也更能理解當物換星移、歲月流逝，情節和角色何以發生了什麼樣的變化和轉折。說故事的人所扮演的角色，從來不是提供客觀超然的情節和角色分析，而是透過自己對情節和角色的感同身受，去感染閱聽者發展出屬於他們自己的感同身受。
相對於許多追求客觀超然的影評，我必須說，韻琳所選擇的這樣一個視角，已經為電影的解讀另闢了一條可以看到遠方亮光的新徑。不只是說故事這樣的視角，我還要給予韻琳高度肯定的是，她一系列為成人說故事的努力和成果，已經為基督徒的文化使命做出了重大貢獻。她所出版的這三本書，絕非只是有所突破和創新的世俗文藝作品而已，它們還承載著讓文化被醫治和更新的信仰使命。
早在宗教改革時期，就已經從教會解放出濃厚的入世精神。到了十九世紀末和二十世紀初，新加爾文主義（neo-Calvinism）更楬櫫了文化使命的呼召。他們將「文化」視為被賦予上帝形象的人與其他受造物之間一切交會互動的結果。而當每一個領域的活動，都以體現出上帝的形象為目的，就會綻放出榮耀上帝的文化。衡量和評價某一個文化是不是美好，關鍵就在這裡。所以，凱柏（Abraham Kuyper）這位新加爾文主義的創始者，極力鼓吹要從科學、生態、政治、經濟、文學和藝術各個領域，去構築可以體現出上帝形象的基督徒世界觀。
不過很遺憾，許多教會只關心福音使命，忽略文化使命。基督徒個人投身於此呼召的，往往也只有零星的努力和篇章。但韻琳卻在這樣孤單的大環境中，持續不懈地一步步走來，並以精準的策略和團隊形式樹立了一個成功的榜樣。她的策略主軸就是從文學中說故事、從電影中說故事、從藝術作品和藝術家說故事。二十七年來，韻琳培訓了將近十五位說故事的師資；還有許許多多的課程、演講和影音材料。她所出版的前述三本大作，正就是文化使命在實踐上最具體而豐碩的成果。
熟悉藝術的朋友應該會知道，不少人對某些藝術的理解和詮釋，可能是負面、黑暗、虛無和頹廢的，以致丟失了人性中上帝形象的榮美。但韻琳卻始終旗幟鮮明地，要在每一個所說的故事中呈現出人生美學、心靈美學。用她自己的話來說，就是透過說故事給予閱聽者「一股實踐的力量」，能「在破碎之處給出療癒、在幻滅之處給出希望、在毀壞之處給出和解。」很明顯地，韻琳的初心和用心，就是要透過對藝術的理解和詮釋，讓閱聽者的生命被醫治和更新，以體現出上帝形象的榮美。
而又為什麼要選擇藝術來實踐這樣的文化使命呢？因為相對於其他的文化形式，藝術存在著一種本質特色，它可以將人最深的恐懼、絕望、羞恥和痛苦「浮到表層，讓它們可以被看見、被傾聽、被陪伴、被理解、被撫慰。」而此時，若能以新的理解和詮釋來看待它們，並整合於生命之中，就能「再創造新的生命故事」。
韻琳這樣的體認，確實開啟了我的眼界。原來，真正的人生美學，不僅可以讓人鑑賞和品味，還可以讓生命被醫治和更新。而藝術中的美，不僅可以經由直覺來捕捉和獲取，還可以透過說故事的人來重新理解和詮釋。你相信嗎？好好閱讀韻琳的這三本大作，你就知道我講得對不對了。
在二○一三年的時候，我就曾為韻琳的《35釐米的縮影人生與信仰》寫過一篇推薦序。那是她的第一本從電影取材來為成人說故事的著作。當時我就已經頗有驚艷之感！她竟然能從浩瀚的電影世界中，挑選並淬鍊出那麼多篇與信仰有關的深度故事；而且範圍廣及聖與俗、律法與恩典、愛與饒恕、正義倫理、苦難與死亡、神蹟與基督。此一突破之舉、開創之規模，誠屬難得可貴。至少我在華人的教會圈子裡，沒發現有其他人如此既深又廣地來整合信仰與電影。
二○一六年，韻琳再接再厲，出版了從電影取材來為成人說故事的第二本力作：《破碎、療癒與希望：22個國際名導演的得獎電影》。這本書所探討的內容，不像之前的那麼聚焦於信仰，但依舊是既深又廣地觸及人生的許多核心課題，包括生命故事與人生美學、關係的破碎與和解、老年的憂傷與希望，以及死別的傷痛與療癒。韻琳的此一力作再度令我驚艷！一來是她對於電影的挑選，眼光確實已經能與國際獎項同步。二來，無論是對電影的解讀或說故事的能力，她都更加地精準、越發地洗鍊。
如今，二○二四年，韻琳竟又持續不懈地端出了厚厚的第三本：《電影中的心靈美學：關於文學、藝術、音樂與戲劇的電影故事書》。比較不一樣的地方是，它涵蓋了更多樣的藝術類別，除了電影，還擴及文學、藝術、戲劇、攝影和音樂等不同的形式。至於內容，韻琳提出了二十九個與藝術有關的課題，並以此為寫作框架。它們又被區分為四大方向：自我覺察、洞見人生；發現時代、尋找原鄉；觸碰傷痕、昇華困境；以及善惡戰場、渴望救贖。但這些框架和方向，毋寧只是全書的表面結構，它們真正指涉的，是經由藝術來尋找自我、探索原鄉，並浮現傷痛、經歷療癒和救贖的一整個美學之旅。
縱觀前後這三本大作，韻琳一次次從不同的電影碰觸不同的主題，也一次次呈現出不同的探索、開創和突破。而從電影的篩選、資料的蒐集到故事的鋪陳，這絕對是極其繁瑣又艱鉅的工程。其中的耗神和費時費力，韻琳就曾經形容，自己「彷彿置身叢林中」，一棵一棵地在「尋找那些最富歲月刻痕的大樹」。我猜想，這中間最辛苦和困難的，恐怕不只是必須千挑百選，還在於如何去理解和詮釋那些大樹之所以「最富歲月刻痕」的意義。
很顯然地，從事這一切所需要的，不僅是時間、精神和體力，更是獨到的眼光、精準的解讀和鋪陳故事的優異能力。當然，還要有對呼召和使命感的堅定執著。韻琳如此長期地投入和耕耘，讓我萬分佩服，其成果也一次次令我驚艷。我實在想不出來，在華人世界中對電影內容的解讀和闡述，還有誰曾締造出如此豐碩的突破性成果？
而最讓我印象深刻、眼睛為之一亮的是，韻琳在寫作時所採取的獨特視角。她明白拒絕了讓自己作一個電影的評論者，而是選擇成為一個說故事的（storyteller）。這又是一次可貴的突破和開創，也凸顯了她此一系列作品與眾不同的特色。事實上，從寫小說開始，韻琳就是一個說故事的人；而每一部電影也幾乎少有例外地就是在說一個故事。因此，選擇作一個說故事的人，無疑是韻琳最擅長也最適合的視角。
倘若她選擇作一個影評人，就必須客觀和超然，並因此將自己從電影的情節和角色中抽離出來，理性而情感中立地思考。但作為一個說故事的人，她卻必須移情和融入故事的情節和角色，想像和體會在其中的真實感受以及該如何因應。用韻琳自己的話來說，就是「把自己丟進故事的情境中，成為某個主角、配角。或者化身成為路人甲，參與著一個故事的起承轉合，再丟出一些反思的問題給自己。」
從這幾句話，我不得不再次佩服韻琳，因為這正是「存在現象學」所一再主張的視角。對於理解和詮釋，評論者總是將自己當作一個觀察者或思考者，因而往往只是自得其樂地，悠遊於概念世界（concept world）之中來思辯和論證（what I think）。但說故事的人呢？卻選擇進入實存的生活世界（life world），去扮演一個以真實經歷和體驗（what I live through）投入其中的演員或行動者。
我身為一個學術圈人，幾十年來的選擇，都是在追求作一個客觀超然的評論者。但我卻深知，說故事的那種真實又鮮活的力量。因為它是在詮釋者與被詮釋者之間一種「we-relation」的產物；故事中的每一個角色，對詮釋者而言都不是疏離的「他者」。這樣的詮釋方式，因此可以更觸摸到故事中人物在心靈深處的堅持和掙扎，也更能理解當物換星移、歲月流逝，情節和角色何以發生了什麼樣的變化和轉折。說故事的人所扮演的角色，從來不是提供客觀超然的情節和角色分析，而是透過自己對情節和角色的感同身受，去感染閱聽者發展出屬於他們自己的感同身受。
相對於許多追求客觀超然的影評，我必須說，韻琳所選擇的這樣一個視角，已經為電影的解讀另闢了一條可以看到遠方亮光的新徑。不只是說故事這樣的視角，我還要給予韻琳高度肯定的是，她一系列為成人說故事的努力和成果，已經為基督徒的文化使命做出了重大貢獻。她所出版的這三本書，絕非只是有所突破和創新的世俗文藝作品而已，它們還承載著讓文化被醫治和更新的信仰使命。
早在宗教改革時期，就已經從教會解放出濃厚的入世精神。到了十九世紀末和二十世紀初，新加爾文主義（neo-Calvinism）更楬櫫了文化使命的呼召。他們將「文化」視為被賦予上帝形象的人與其他受造物之間一切交會互動的結果。而當每一個領域的活動，都以體現出上帝的形象為目的，就會綻放出榮耀上帝的文化。衡量和評價某一個文化是不是美好，關鍵就在這裡。所以，凱柏（Abraham Kuyper）這位新加爾文主義的創始者，極力鼓吹要從科學、生態、政治、經濟、文學和藝術各個領域，去構築可以體現出上帝形象的基督徒世界觀。
不過很遺憾，許多教會只關心福音使命，忽略文化使命。基督徒個人投身於此呼召的，往往也只有零星的努力和篇章。但韻琳卻在這樣孤單的大環境中，持續不懈地一步步走來，並以精準的策略和團隊形式樹立了一個成功的榜樣。她的策略主軸就是從文學中說故事、從電影中說故事、從藝術作品和藝術家說故事。二十七年來，韻琳培訓了將近十五位說故事的師資；還有許許多多的課程、演講和影音材料。她所出版的前述三本大作，正就是文化使命在實踐上最具體而豐碩的成果。
熟悉藝術的朋友應該會知道，不少人對某些藝術的理解和詮釋，可能是負面、黑暗、虛無和頹廢的，以致丟失了人性中上帝形象的榮美。但韻琳卻始終旗幟鮮明地，要在每一個所說的故事中呈現出人生美學、心靈美學。用她自己的話來說，就是透過說故事給予閱聽者「一股實踐的力量」，能「在破碎之處給出療癒、在幻滅之處給出希望、在毀壞之處給出和解。」很明顯地，韻琳的初心和用心，就是要透過對藝術的理解和詮釋，讓閱聽者的生命被醫治和更新，以體現出上帝形象的榮美。
而又為什麼要選擇藝術來實踐這樣的文化使命呢？因為相對於其他的文化形式，藝術存在著一種本質特色，它可以將人最深的恐懼、絕望、羞恥和痛苦「浮到表層，讓它們可以被看見、被傾聽、被陪伴、被理解、被撫慰。」而此時，若能以新的理解和詮釋來看待它們，並整合於生命之中，就能「再創造新的生命故事」。
韻琳這樣的體認，確實開啟了我的眼界。原來，真正的人生美學，不僅可以讓人鑑賞和品味，還可以讓生命被醫治和更新。而藝術中的美，不僅可以經由直覺來捕捉和獲取，還可以透過說故事的人來重新理解和詮釋。你相信嗎？好好閱讀韻琳的這三本大作，你就知道我講得對不對了。
